钱钟书夫人杨绛去世 最后一位称呼先生的女性(组图)
杨绛走了。
她这一生，泛泛而言是很波折的。与所有同龄人一样，历经海外求学，战乱，穷困和文革。可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她坐下来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，笔调依然是安稳的、温暖的、平静的。大半生的漂泊沧桑，最后成就了这本和她遭遇过的种种痛苦看似毫无相关，但又千丝万缕的书。从某种意义上，钱钟书走后，她的时间就一直停留在“我们仨”都还在一起的岁月里。
让我们从头说起。
1911年7月17日，杨绛在北京出生，取名季康，小名阿季。
她在姐妹中个头最矮，爱猫的父亲说：“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。”而这个女儿也却如她父亲所言，生性聪慧而且好学。在父亲的引导下，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。一次父亲问她：“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?”她说：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?”她答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
1928年，杨绛17岁，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。清华招收女生，但南方没有名额，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。1932年初，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，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，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，准备一起入学。但杨绛临时变卦，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。
(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，前排左一为杨绛)
民国时候的才女，大多都爱折腾，有才华的折腾文艺，没才华的折腾爱情。有些两边都能折腾的，比如萧红，最后把自己也赔进去了，因而活不长。张爱玲倒是不折腾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往下坠，但创作生命也就提早结束了。
杨绛是她们之中少见的例外。
她足够有才华，学养深厚并且擅长翻译，个人创作的散文小说虽然不多，但大多真挚优美，部分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。另外，上了清华以后，在遇到钱钟书之前，她一直没有恋爱。和林徽因不同，她是抱着纯粹的爱情走进婚姻的。同学费孝通(我国社会学奠基人)虽然暗恋她，但她直到对方去世时都保持着两人间合适的距离。
费老晚年作文时，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。杨绛直言：“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”，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。
1932年3月初，杨绛和钱钟书相遇了。两人初见，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，脚踏毛底布鞋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眉宇间“蔚然而深秀”。当时甚至没说一句话，但当下都彼此很难忘。钱钟书写信给杨绛，约在工字厅相会。一见面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没有订婚。”杨绛答：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
他们就这么在一起了。1935年7月13日，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。好多年之后，杨绛回忆起结婚那天，说：“(围城里)结婚穿黑色礼服、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钟书自己。”
随后，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，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，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。饱学诗书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出奇地笨手笨脚，学习之余，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，做饭制衣，翻墙爬窗，无所不能。
她在《我们仨》里，回忆了这一段留学生活，读来尤为温情美好。她在医院里坐月子，钱钟书在家不时闯“祸”，天天跑来医院请罪——台灯砸地了，墨水打翻染了桌布，颧骨生疔了，门轴弄坏了，杨绛问明情况，宽慰钱钟书说“不要紧”，他深信不疑。
大约是因为这是他们人生最顺遂的一段日子，所有人生人世的风浪都还来不及掀起，两个在后世看来极有分量的人物，那时是在国外读书刚开始自己过日子的年轻人。杨绛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，女儿和钱钟书都已经去世，她下笔虽然很克制，故作轻松，但字里行间还是哀痛的。
在写这段英国留学生活时，她记述在国外得知母亲去世，悲苦得不知怎么好，只会恸哭，哭个没完。“钟书百计劝慰，我就狠命忍住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。但是我没有意识到，悲苦能任情啼哭，还有钟书百般劝慰，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。”
1937年，上海沦陷，第二年，两人携女回国。钱锺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。而杨绛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，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上海振华女中的校长。1945年的一天，日本人突然上门，杨绛泰然周旋，第一时间藏好先生的手稿。
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《人·兽·鬼》出版后，在自留的样书上，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：“赠予杨季康，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：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
1966年，文革开始。
钱钟书和杨绛都“揪出来”成了“牛鬼神蛇”。杨绛被剃了“阴阳头”，安排去扫厕所。杨绛最亲的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，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。
1969年，他们被下放至干校，安排杨绛种菜，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，两人分开管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杨绛写出了个人译著巅峰之作《堂吉诃德》，还写了一本书，《干校六记》。
她写自己被遣送离京，女儿来送：“阿圆送我上了火车，我也促她先归，别等车开。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，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。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，心上凄楚，忙闭上眼睛;闭上了眼睛，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，独自收拾整理，忙又睁开眼。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。我又合上眼，让眼泪流进鼻子，流入肚里。火车慢慢开动，我离开了北京。”
她写自己趁着下雨，偷偷去见钱钟书：“一路坑坑坡坡，一脚泥、一脚水，历尽千难万阻，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。我推门进去，默存吃了一惊。‘你怎么来了?’我笑说：‘来看看你。’默存急得直骂我，催促我回去。我也不敢逗留，因为我看过表，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。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，我就过不得河了。灰蒙蒙的天，再昏暗下来，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。”
她写从干校回京，自己忐忑而歉意的心情：“据说，希望的事，迟早会实现，但实现的希望，总是变了味的。一九七二年三月，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，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。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，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去。”
这一次回去，他们终于能安定下来了。但老病相催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也已走到尽头了。
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写到：“他已骨瘦如柴，我也老态龙钟。他没有力量说话，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。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，他问我还做梦不做。我这时明白了。我曾做过一个小梦，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。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，让我一程一程送，尽量多聚聚，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。这我愿意。送一程，说一声再见，又能见到一面。离别拉得长，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?我算不清。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，愈怕从此不见。”
在写《我们仨》的时候，杨绛是怎样一种心情呢?
她的文字，一向是克制的，隐忍的，秉承着怨而不怒的准则，细观没一字是沉痛的。但她写这些话的时候，一定也曾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她不肯在文里写任何引人同情的字句，可当她在写作的间隙抬起眼，也许依然会恍惚听到这个家里曾有的欢声笑语。回望这一生，她有过最好的爱情，也有过最美满的家庭，所遭受的所有伤害和坎坷，都是由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。
“一九九七年早春，阿瑗去世。一九九八年岁末，钟书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。‘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’。现在，只剩下了我一人。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‘我们家’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，我不知道，我还在寻觅归途。”
她现在找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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