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春期教育不该是一本糊涂账

和孩子谈“性”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比起以往，现在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暴露在性暗示下，情况较以往复杂得多，因此和孩子谈“性”比以往更为重要。而如何与孩子谈“性”，牵涉的不只是我们的尴尬、避而不谈的问题；也不只是孩子的反抗或一味禁止所产生的问题，父母的不采取行动或者做法不当，所塑造出来的孩子对“性”的态度、道德感、行为，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。

美国人琳达·艾尔和理查·艾尔在他们的《如何与孩子谈“性”》一书中提到，许多美国人在孩子8岁时，父母要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认真地谈一次“性”。从孩子们事后的反映看，当他们清楚地知道“性”意味着什么时，都“有一点震惊”；同时，他们也感激父母们让自己知道了“生命中最大的秘密———婴儿是如何在妈妈肚子里诞生的”。

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父母们，大概很少有人在自己的孩子8岁时和他认真地谈“性”。

我也想到了自己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性困惑。8岁时，我的父母没有和我谈过“性”，我周围的孩子们的父母们也不和他们谈“性”。大家只是在朦胧中感到男女最隐秘区域的区别，和对这种区别的好奇；再有，大家认为有了妈妈就能生孩子了，为什么还得要有爸爸，不明白爸爸对生孩子的意义。但是，中国的父母们很能沉住气，没有人告诉自己的孩子，婴儿是如何在妈妈肚子里诞生的？

我的青春期是在“文革”中度过的，那是一个几乎不公开谈“性”的年代，男女生之间还分界限，互相很少交往，谁要是和女生交往多了，还常常是别的同学取笑的对象。那时，常常有一些公判大会，对一些强奸犯公开宣判，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，只是隐约感到强奸和“性”有关系，这很容易地让我们把“性”和“有罪”联系在一起。我工作以后，是在北京的一家工厂，厂里常有一些职工犯“生活错误”，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，“生活错误”就是男女之间在“性”上有问题，这加强了我对“性”的犯罪意识。也许，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，让那个年代过来的年轻人，常常对“性”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罪恶感。

我的青少年时期很少能看到有关“性”描写的公开读物，记得我最早看到的和“性”有关的小说是柳青的《创业史》，那里有一段公公强暴儿媳的描写；再有，就是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《俊友》（也译作《漂亮的朋友》），那里面的男女之间的“性”描写，曾在很多年轻的中学生之间传看过。当然，还有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原版的《三言二拍》，其中《醒世恒言》的“性”描写相当露骨，该书还让那个年代的中学生知道了同性恋。当然，除了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外，其他许多中外小说在当时是受到批判的黄色读物，已经不能公开出版了，只是在一些中学生手里秘密传看。还有一些手抄本，如《少女的心》。

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北京一些机关的礼堂常常放映一些内部电影，当时内部放映的一部最有名的“黄色”影片是《处女的脚》，我曾在北京化工礼堂看过这部片子，这部影片的写实描写，让那个年代的很多中学生彻底知道了什么是“性”！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，我们班上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，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。有一天，我管的班正上自习课，我到教室一看，班里空了一大半座位。我问：“同学们哪去了？”班长告诉我，很多同学到学校旁边的一个种马场看种马交配去了。我气急败坏地跑到种马场一看，学校里有上百个学生在看种马交配，其中有近一半的女生，我和其他几位老师把同学们轰回了教室。事后，我们几位老师私下讨论，孩子们正值青春期，可能缺少适当的“性”教育。我们商量，该给学生们讲讲生理卫生课了，但是，商量来，商量去，讲课的事最终不了了之。我找朋友借了一本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《父母必读》，但最终也没敢拿给同学们看。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，人们在“性”教育上还心有余悸，我怕被扣上“性”教唆的帽子。10多年之后，当时的一位学生告诉我，那次在种马场，很多同学彻底知道了什么是“性”！

我在自己的儿子8岁的时候，也没有给他讲“性”。我总觉得孩子还小，怕他太早知道“性”不好。好在孩子当时只是觉得我这个爸爸多余，没有我，妈妈也可以生下他。儿子11岁时，班里的一些女生开始来月经，儿子总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和他妈妈讨论的结果是，那是女孩子的事，他可以晚一些知道，讲“性”的事就这么拖着。儿子13岁进入青春期，我们给他看了一部《宝宝是如何出生的》的光盘，但是，由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是用动画的形式描述的，孩子并没有看得很明白，提出了一些困惑和问题，我推说让妈妈告诉他，他妈妈张不开口，“性”的事又拖下去了。

（责任编辑：何佩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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